锡伯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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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时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各地锡伯族人民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步入社会主义新时期。锡伯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锡伯族地区经济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新疆和平解放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宁西县（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成立前的称呼）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1953年11月15日霍城县成立了伊车嘎善锡伯族乡。1954年3月原西宁县成立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民主选举出第一任本民族县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在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先后成立了兴隆台锡伯族镇和黄家锡伯族乡，进一步保障了锡伯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从解放初开始，锡伯族地区的煤炭、农机、皮毛、食品加工等厂矿企业，逐步兴建起来。改革开放后，又兴建了轧花厂、煤化工企业等新兴工业企业，经济结构不断改善。科学种植得到农民的日益重视，农作物产量年年提高，多种经营已很普遍。在察布查尔渠的基础上，“察南渠”已放水并产生经济效益。国家投巨资的“南岸大渠”建设项目也在兴建之中，

改革开放后，一些年轻人走出封闭的环境，开始涉足商贸领域。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群众的生活状况明显改善。

锡伯族

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人民生活安定，衣食富足，医务工作者根除了“察布查尔病”，开始出现了人丁兴旺的新气象。从1949－1978年，短短三十年内，锡伯族人口已增长了一倍多。锡伯族地区已经基本建成一个覆盖城乡的医疗体系，农村地区的医疗机构和医疗手段基本完善，各类防病及预防措施也基本到位，常见病、多发病均能够在乡镇一级医院就治。广大农民的防病治病知识及健康状况在不断提高。在察布查尔县广大农村地区正在试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此外农村“五保户”、贫困户等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也日趋完善，农村社会的和谐程度大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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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族历来重视教育工作。过去，家里穷得即使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也要保证子女上学，最起码要掌握本民族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各乡镇的小学、初高中教育机构相继完善。改革开放后，本民族地区的办学硬件水平不断提高，教职工素质显着提高，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也日益完善，尤其是多媒体教学手段已被广泛使用。到2006年，在全疆锡伯族民族中小学有17所，其中小学12所，中学5所，另有职业高中1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1978年之后，根据自治区《关于恢复锡伯文使用和恢复锡伯语文教学的通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8所、巩留县2所、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乡1所、塔城市喀尔哈巴克乡1所共12所小学恢复锡汉双语教学。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察布查尔县还派相关人员，分别到塔城市喀尔哈巴克乡、沈阳新城子区兴隆台锡伯族镇小学教授锡伯语，受到较好效果。随着教育的发展，一批又一批锡伯族干部和人才涌现而出。到2005年，新疆近3．5万锡伯族人口中，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单位工作的人员已超过3300多人，被录取到重点院校的考生人数也逐年增多。

锡伯族学生

锡伯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作的重要工作之一。锡伯族历来重视开展包括各种民间文艺活动在内的文化事业。在节假日、喜庆场合都可以欣赏到本民族的各类艺术表演。如民间舞蹈、说唱、歌剧、小品等，都带着浓厚的民族特点被展现，成为本民族广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锡伯族地区各乡镇都设有文化馆、老年活动室等部门，积极开展上述文化活动。1959年成立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工团作为乌兰牧骑式的文艺演出队，40多年来一直为基层群众服务，为丰富本民族的文化生活作出了很大贡献。改革开放后先后创作演出的舞蹈《狩猎舞》、《萨满舞》、《射箭姑娘》、《婚礼舞》及歌曲《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等，在各类竞赛中获得了奖项。

《小白杨》歌曲的故事：新疆小白杨市的名称来源于《小白杨》歌曲的诞生地，锡伯族士兵的母亲带来十个小白杨在哨所、陪伴。

功绩

换防塔尔巴哈台。1766年西迁军民刚在伊犁河南岸落户，伊犁将军便令锡伯营抽调精兵100名，由1名佐领和1名骁骑校率领，同满、索伦等营官兵一起前往塔尔巴哈台换防台站和要隘，官兵每两年轮换一次，一年换一半。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锡伯营所派官兵数有所增加，多数时间为150名，最多时达200余名。这种换防直至1864年农民起义爆发时才停止。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 自治县 庆祝西迁247周年

换防喀什噶尔。1759年清军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后，数百名戡乱官兵驻防喀什噶尔。1769年伊犁将军奏请照塔尔巴哈台换防之例，将喀什噶尔驻防军改为换防军，经谕准，自1771年开始派遣满、锡伯、索伦、察哈尔营官兵共600名，由协领、佐领、骁骑校等官员率领前往喀什噶尔地区换防，其中锡伯族官兵30余名。至嘉庆初年锡伯族官兵增加到150余名，之后人数又有所减少。换防官兵也是每两年轮班更换，一年换一半。官兵马匹、鞍具、草料均为自备。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防守卡伦，驻守台站。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辖，在新疆南北各处设立了众多的卡伦和台站，1777年伊犁将军奏令各领队大臣分管这些卡伦和台站，其中锡伯营管辖18座卡伦，它们有的为常设卡伦，有的为移设卡伦，还有的为添撤卡伦。每座卡伦驻十几至数十名不等弁兵，其职责为监督游牧、缉查逃犯、传递公文、保卫厂矿、巡查游人等。锡伯族官兵驻守卡伦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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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边界。在清代，伊犁以西自北往南一直有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清代称布鲁特）牧民游牧，他们每年与清朝进行贸易，交往极其频繁。因此，清政府为了维护和安定边界游牧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自乾隆四十年代起，每年夏、秋定期差派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一员，携协领等官员，抽调锡伯、满等营官兵300名前去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边界游牧界，并收马租。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举行“卡伦”祭拜大典

反击缅兵侵略，保卫祖国西南边境。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孟艮土司召散等侵犯中国云南普洱府境，攻占东里等地，对边境居民进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次年又纵兵围攻腾越、永昌各边地。1767年清政府以明瑞为云贵总督率军进剿，但为缅兵所败。缅军向我纵深进攻。1769年清政府谕令盛京将军恒禄等选派所属锡伯官兵作为增援兵赴滇作战。盛京将军遵旨拣选所属“新满洲锡伯兵”1000名于7月中旬经京师抵达云南前线。他们在云南前线据守渡口，驻守要塞，设置驿站，投阵作战。经数月交战，缅军慑于大军威力，在缅境与清军议和。次年锡伯官兵等撤回盛京。在此次战争中，1000名官兵中有105名为保卫祖国边境献出了生命。

抵御沙俄侵略，反抗其殖民统治。同治六年（1867年）沙俄完成对中亚三汗国的统治后，开始觊觎伊犁地区。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军队就向我驻守的博罗胡吉尔卡伦进犯，向驻守该卡伦的锡伯、索伦官兵开枪炮击，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击。之后，伊犁将军派锡伯营总管德格都率锡伯等官兵数百人前去“防堵”，打退了敌人。1871年5月，沙俄军队在向伊犁推进过程中，也遭到索伦营之锡伯、达斡尔族官兵抵抗，使其侵略计划多次受挫。尤其是在同年6月28日沙俄挺进阿克肯特前哨时，锡伯营派出的500名官兵与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汉、达斡尔等官兵一起，几乎以白刃战的形式英勇抗击敌人，谱写了抗俄史上的壮烈篇章，锡伯族有数十名官兵英勇献出生命。

参加驱逐阿古柏侵略者的战役。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全疆农民起义之机率军侵入南疆，至1867年占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等七城，建立起所谓的“七城汗国”。之后又侵占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对各地人民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1876年清军收复新疆的战役打响后，散落各地的锡伯族军民自愿加入进疆清军队伍，在收复玛纳斯、乌鲁木齐等战役中作出了贡献。同时，不少富有屯垦经验的锡伯人还在乌苏等地屯种粮食，供给进疆清军，得到清政府升换顶戴、提升官职等奖赏。

人口

锡伯族

锡伯族总人口约为19.0万。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等省和新疆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辽宁锡伯族人口约有13.3万人，占全国锡伯族人口的70.2%，居全国第一位。[17] 其余主要分散居住在北方各省及全国各地。[18] 呈现东（北）西（北）分居、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局面。20世纪80年代后，全国（主要是东北三省）锡伯族人口出现了猛增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过去报为满族和汉族的原锡伯族家庭都陆续更正为锡伯族。[1]

经济

农牧业

锡伯族，是中国北部少数民